长期以来，约75%上皮性卵巢癌（EOC）患者一线治疗主要是肿瘤细胞减灭术+辅助化疗±新辅助化疗（NACT）。在所有的实体肿瘤中卵巢癌是对化疗最敏感的一种，多数卵巢癌患者对以铂类为基础的化疗敏感，约70% EOC患者在一线化疗后可达到完全临床缓解。这种显著的化疗敏感性在一定程度上与同源重组DNA修复的潜在缺陷有关。然而，除直接的细胞毒性作用外，化疗药物（如卡铂和紫杉醇）也可能表现出免疫效应，在不同情况下，或将影响总体治疗疗效（提高或降低疗效）。既往探索化疗在EOC中的免疫效应的研究较少，且有限的研究也仅围绕卵巢肿瘤微环境内的局部免疫反应进行探索。近日发表在《CLNICAL CANCER RESEARCH》期刊上的一篇文章进一步阐述了EOC新辅助化疗后对外周免疫系统的影响。
研究者对10 例接受NACT治疗的晚期高级别浆液性卵巢癌患者在化疗开始前（基线样本）、第3（C3样本）和第6个周期（C6样本）后以及化疗完成后约 2 个月（治疗后样本）连续收集血样。使用离体IFNγ ELISpot 测定法评估了T细胞功能，并使用批量和单细胞RNA 测序（RNAseq）评估T细胞库动态变化和免疫细胞组成。
所有患者每3周接受一次标准治疗卡铂+紫杉醇；每个化疗周期的所有患者均预先给予地塞米松。在10名受试者中，8例接受了6个周期的化疗，1例受试者接受5个周期化疗（Pt.2），另1例接受7个周期化疗（Pt.8）。8例患者接受了重组G-CSF（非格司亭或培非格司亭）治疗（除Pt.3和Pt.5外的所有患者），以预防化疗引起的中性粒细胞减少。9例患者接受了间歇手术；在这9例患者中，最佳细胞减灭效果定义为无大于1cm的残留肿瘤。其中2例患者（Pt.1和7）达到了无肉眼残留病灶。
患者特征和治疗反应
基线特征显示，入组10例患者的CA125均有升高，化疗3个周期后所有患者的CA125均下降至少50%。6例患者在3个化疗周期后CA125水平完全恢复正常，且在间歇手术和完成6个化疗周期后CA125水平仍保持正常；根据国际妇科癌症组织（GCIG）标准，这些患者可被定义为CA125完全缓解者。
表1：基线临床特征和病理学特征
图1：患者队列CA125水平变化（n=10）。实心点代表指定样本采集时每例个体患者的CA125水平。插图表示10例患者C3后的CA125水平。黑线：CA125完全缓解者；红线：CA125不完全缓解者。
化疗后外周T细胞功能改善
为检测化疗暴露是否影响T细胞功能，研究者在连续时间点进行了IFNg ELISpot测定，以评价T细胞对常见病毒抗原的应答。将FluA和CEF作为代表性抗原，在NACT治疗过程中检测T细胞功能。10例患者中的7例样本可用（Pts.1、2、4、6、7、8和10）。CA125完全缓解者（Pts.1、2、4和6）与基线相比，在C3时表现出对FluA或CEF肽库的T细胞反应增加[相较于基线，C3时的T细胞反应中位增加1.6倍（范围，0.2-3.2）。CA125不完全缓解者（Pts.7、8和10）在化疗治疗过程中也表现出T细胞对FluA或CEF肽库的T细胞反应增加，但与完全缓解者相比，这部分患者中观察到的反应增加较为延迟，仅在C3后的样本中观察到。研究者继而比较了这7例患者和10例健康成人志愿者的ELISpot应答与病毒抗原，观察到卵巢癌患者化疗和手术后ELISpot对CEF的阳性反应百分比增加，达到与健康供体相似的水平，这进一步支持了“化疗和手术后，病毒抗原作用下T细胞功能恢复”的猜想。
图2：标准一线含铂化疗可增加化疗后T细胞对病毒抗原的应答
化疗后T细胞动态评估
为了深入了解化疗后T细胞反应增加的潜在机制，研究者通过大量TCR测序分析，在收集的四个时间点检测了化疗过程中T细胞库的纵向变化。有8例可用于评价的样本（Pts.1、2、4、5、6、7、8和10）。使用标准化Shannon指数计算整个化疗治疗期间T细胞库的多样性，结果显示化疗后总体T细胞库多样性保持稳定，健康供体和卵巢癌患者之间的总体外周血T细胞库无明显差异。
化疗导致单核细胞HLA-Ⅱ类分子表达增加
为进一步确定铂类化疗对外周免疫细胞组成的影响，研究者对4例CA125完全缓解者（Pts.1、2、3和6）和1例CA125不完全缓解者（Pt.7）在基线和C3时进行单核细胞RNA测序和配对单核细胞TCR测序。通过标记基因表达识别免疫细胞群（Supplemen-taryS6），免疫细胞群由B细胞、单核细胞、DCs、CD4+ T细胞、CD8+ T细胞和自然杀伤（NK）细胞组成。结果显示，上述5例患者的B细胞数量均有所下降（P=0.068），而NK细胞和DCs未观察到变化。
化疗后CD8+和CD4+T细胞亚群的亚群稳定，但C3后在总克隆型中，中央记忆CD8+（P=0.077）和调节性CD4+T细胞（P=0.053）有增加的趋势。
5例患者中有4例在化疗后表现出较高的单核细胞趋势（P=0.061），这与初始患者队列中全血细胞计数测量的绝对单核细胞增加一致[基线（中位数=0.08K/uL）、C3（中位数=0.16K/uL，P=0.48）、C6（中位数=0.46K/uL，P=0.004）。值得注意的是，单核细胞频率增加与非格司亭给药无关，因为上述5例患者中，只有Pt.3在C3前接受了非格司亭给药。同时单核细胞频率增加不由特定的单核细胞亚群驱动。
此外，研究者还观察到CD14++ CD16-经典单核细胞群的平均HLA II类基因表达高于细胞毒性单核细胞群，但与基线相比，细胞毒性单核细胞群与CD14++ CD16-单核细胞群在C3时均表现出HLA-Ⅱ类表达增加。因此，CD14++CD16-单核细胞群可能是单核细胞簇内HLA II类上调的主要来源，但化疗后似乎所有单核细胞均显示HLA II类表达增加。与此同时，C3时整个单核细胞群中上调基因的基因集富集分析还显示化疗后抗原加工和提呈有增加的特征，在经典CD14++CD16-单核细胞群（P=1.25×10?）和细胞毒性单核细胞群中（P =0.00045）也显著增加。在患者队列中，外周单核细胞未观察到从M1样到M2样标记的转变。
综上所述NACT可以通过减少肿瘤负荷缓解肿瘤相关的免疫抑制，并可以增强抗原加工和呈递。这些发现对EOC中免疫检查点阻断和治疗性疫苗方法的成功组合应用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Liu M, Tayob N. Improved T cell immunity following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in ovarian cancer. Clin Cancer Res. 2022 Apr 20:clincanres.2834.2021.
